2019年6月底，國內八個現貨市場試點投入模擬試運行。英國劍橋大學能源政策研究所副所長、劍橋大學賈吉商學院商業(yè)經濟學教授Michael Pollitt再次到訪浙江、廣東等試點。7月12日，Pollitt在英國駐廣州總領事館就目前國內市場的進展、煤電機組淘汰、電力規(guī)劃發(fā)展趨勢等話題接受了記者專訪。

Pollitt認為，目前國內的電力改革取得了明顯進展，但還未能全面實現經濟調度，而這是電力市場能給社會帶來的最可測量的紅利之一。

對于當前煤電遭遇市場淘汰的情況，他指出，可以考慮適度留存市場紅利，補償新建燃煤機組，直至其收回擱淺成本，當然也可用稅收等其他方式進行市場外補償。但并不推薦建設容量市場，因為容量市場本身極易受到行政干預。

同時，他也提到，如果市場能夠釋放、積累價格信號，將對難以預測的投資需求起到很好的指引作用，政府相關主管部門可用于輔助決策。

以下為經過編輯的采訪實錄。

市場終將走向經濟調度

記者：2017年8月，中國選定了八個省區(qū)作為首批電力現貨建設試點。到2019年6月底，八個試點均進入了模擬試運行階段。哪個省區(qū)的改革令您印象深刻？為什么？

Pollitt：八個試點因為電源稟賦和用戶結構不同，有著不同的市場建設條件。其中一些試點進展令人欣慰，但還有很大的前行空間。就進展速度、透明程度、結果和方向等方面看，廣東依然是最有意思的市場。中長期年度、月度交易市場的建設，以及現貨市場進入真金白銀試結算階段，都令人印象深刻。

記者：國內大部分省區(qū)或多或少都參考了美國PJM市場模式。選用這種市場模式有哪些前提條件嗎？

Pollitt：PJM的其中一個重要特征是需要精細的監(jiān)管。負責監(jiān)管PJM市場的相關機構每年都會出具長達700頁的詳細監(jiān)管報告。而在單一價格系統(tǒng)中，監(jiān)管顯得要簡單許多，運營商可以在內部完成系統(tǒng)管理。對于中國來說，認識到PJM市場背后的制度設計才是最重要的。

記者：您認為未來這些試點地區(qū)需要關注什么？

Pollitt：未來一定會發(fā)生，但目前還沒有發(fā)生的一件事是發(fā)電機組的經濟調度，特別是煤電的經濟調度。這是建設市場、運用市場信號做決策最重要且可見、可測量的優(yōu)勢。

記者：您如何評價當前電力零售市場的發(fā)展？特別是廣東和浙江兩地。

Pollitt：目前我看到的是，浙江尚未啟動真正的零售市場，而廣東的零售市場已經有了相當數量活躍的零售商。但就像我在之前的論文中提到的，廣東花了很大的力氣來培育零售主體，而他們并沒有真正在做電力零售，實際上他們做的是能源服務，與其說是零售商，不如說是咨詢公司。終端用戶如果能夠從零售商處買電，且零售商能夠進入到完全的競爭狀態(tài)，那將是一個更大的進步。當然，這涉及到電網企業(yè)如何公平參與零售競爭，雖然在體制機制設計上有一定難度，但值得深入考慮，而且完全是可以實現的。

市場機制應當鼓勵省級和區(qū)域市場價格相互影響

記者：未來我們如何推動清潔電力通過市場在省間配置？從目前的情況看，從省級市場擴展到區(qū)域依然存在不少難題。

Pollitt：政府組織是基于行政區(qū)域劃分而非電力系統(tǒng)分布，這一點是我們必須接受的現實，尊重這個現實也是完全正確的。南方區(qū)域顯然對省間能源市場的交互已有計劃。

目前中國正在經歷的事情和歐洲有相似之處。歐洲剛開始時也想一步到位建設一個統(tǒng)一電力市場，但歐盟很快就意識到難以實現，市場建設應“自下而上”，先啟動國內市場?，F在我們已經有了一個統(tǒng)一的日前市場，路徑被證明是正確的。

歐洲與中國不太一樣的地方可能在于，歐洲各國間的物理網架聯(lián)系沒有中國這么緊密，但也存在一些聯(lián)系緊密的國家，比如丹麥、荷蘭和比利時，還有一些更小的國家，這些國家非常樂于將國內市場擴展至周邊，因為獲利良多。我認為從省間交易開始推進省間市場是一個不錯的嘗試。

記者：省級市場發(fā)育起來后，市場對外來電對省內電力價格的影響往往比較擔心。

Pollitt：省間交易的價格就是應該影響省內。比如云南枯水期時，廣東的電力價格應該較高，豐水期應該較低。機制應該鼓勵有能源交互的省份間的市場價格相互影響。

人們擔心的是價格的波動而非不可預測。實際上，兩者都不必太擔心。隨著交易頻次的提高，數據逐漸積累，價格的預測水平會顯著提升。而隨著省級市場和區(qū)域市場交互不斷增加，價格反而會穩(wěn)定下來，因為交易范圍更大，波動可以被平抑掉。

容量市場容易受到行政干預

記者：隨著電力市場的發(fā)展，一些發(fā)電機組面臨淘汰，特別是國有煤電機組。有些已經申請破產清算。您認為從管制走向市場競爭的過程中，該如何覆蓋發(fā)電機組的擱淺成本？

Pollitt：上世紀90年代這在美國是件大事。他們從管制時代走向去管制，發(fā)電廠面臨固定收益受損的風險。在市場開啟時，政府允許電廠向用戶征收擱淺成本。如果市場價格下降，用戶未必能立刻享受到全部紅利，有一部分要返還給電廠，直到電廠的擱淺成本回收完畢為止。不過美國大部分電廠都是私營公司，而中國大部分為國企。是否用這種方式實際上是政府的一個選擇。如果我是中國的用戶，是愿意持有國有企業(yè)的名義股權還是享受實實在在的電價紅利呢，選擇不言而喻。政府可以考慮一個折中的辦法，區(qū)分那些進入市場還沒來得及收回固定成本的新機組，給他們設置一定的擱淺成本補償機制。

記者：有不少學者和業(yè)內人士提出建設容量市場來緩解這個問題，并體現將來煤電的備用價值。

Pollitt：我不認為容量市場是個很好的辦法。容量市場是為未來數年的備用容量定價，但事實上電力系統(tǒng)運行中真正重要的是短期備用資源。許多容量市場真正運作起來未必能達到想象中的效果。政府對容量的多少，以及容量市場的規(guī)則有著很大的決定權。比如有一個在建風電場需要氣電機組配合，容量比例不一定是1：1，但是是多少呢？決定權在政府手中。一般來說，政府總體上不希望容量投資太多，但也要權衡給哪類電源更多投入，這意味著容量市場很容易被“行政化”。

電力投資規(guī)劃或將走向“去中心化”

記者：中國正進入能源“十四五”規(guī)劃階段。隨著電力市場的發(fā)展，電力規(guī)劃與市場之間如何相互影響？未來5年規(guī)劃方式會面臨什么樣的變化？

Pollitt：如果電力市場能夠提供真實的短期價格信號，即可用于指導中長期投資，包括輸配電網、電源，特別是為新增煤電的規(guī)劃提供指引。在中國，煤電需求難以準確預測，如果有較為完整的市場價格信號輔助決策，政府則可以把更多精力集中到可再生電源的規(guī)劃上。煤電整體走向市場。投資者會根據市場需求變化做出反應，一些人可能會比另一些人做出更明智的決策。在需求預測難度日漸提高的情況下，這種“分散型”的投資規(guī)劃是個趨勢。如果政府能明確未來的需求，可以繼續(xù)采用集中規(guī)劃，如果不能，就應該聽取市場信號。